「高山科学经典」是高山公益项目之一。邀请百余位科学家和社会贤达，每周六晚八点，为公众线上直播导读本科学经典书籍，一周一期，一期一会。用心做有温度的公益，让科学精神惠及民族。
我们耳熟能详的“纬度”“经度”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中间有着怎样曲折离奇、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
本周六（10月29日）晚八点，“高山科学经典”邀请到了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馆长、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系主任吴国盛；钟表文化学者常伟；北京广播电视台科学节目主持人段玉龙一起阅读《经度》，共同回望那个壮举与阴谋共存，智慧灵光与荒谬同在的时代。
01
“开始！”随着一声令下，一名海员把手里的沙漏翻了个身，开始计时。另一名海员手握麻绳，绳子的一头绑着一块三角形木版，飘在海面上，另一头绕在纺锤里，随着帆船的前行，不断从纺锤上松开，从海员的手心里通过。
“停！”掌管沙漏的海员喊了一声。负责计数的海员报出一个数字，这就是这段时间里通过他手掌心的绳节数量。这个数字除以沙漏转一圈所需时间，就是现在的航行速度。船长得知这个速度后，再根据航行的方向，在海图上标明船只现在的位置。
这就是18世纪以前的海员们测量航速的标准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的航海速度是以“节”为单位的。
“我们不久就会到达亚洲了！”船长通知全体船员，“大家不要放弃，继续前进。”
02
这事发生在年10月，那个船长是个西班牙人，名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Columbus）。他游说西班牙国王，出资建造了艘小帆船，准备向西横跨大西洋，找到一条通向香料王国的新航道。哥伦布事先通过计算，认为亚洲并不遥远，最多不超过公里。可是，他并不知道，他使用的数据来自阿拉伯国家，阿拉伯的距离单位要比欧洲的长。
这种远距离航行，必须知道船只每时每刻的经纬度，否则无法定位。当时的欧洲海员都知道怎样测量纬度，但经度却只有靠猜。为了保险起见，哥伦布把航线定格在北纬28度。他相信地球是圆的，只要沿着这个纬度一直向西，最终肯定能到达亚洲。
10月12日，在航行了一个多月后，哥伦布看见了大陆。他原以为那是日本，其实他到达了巴哈马群岛。一个错误的计算，让哥伦布成为第一个发现美洲大陆的人。
回到西班牙后，哥伦布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可是，麻烦很快来了。另一个欧洲海上强国葡萄牙也想和西班牙分一杯羹。于是，当时的天主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于年5月4日颁布了《分界线诏书》（BullofDemarcation），规定在亚速尔群岛以西里格（League，约等于4.8公里）的地方划一条子午线，西边统统归西班牙所有，东边则归葡萄牙。可是，这个规定完全形同虚设，因为没人知道这条线的具体位置，新大陆到底在线的东边还是西边？只有听天由命了。
西班牙人运气真好。后来得知，按照诏书的规定，南美大陆的绝大部分土地都落在西班牙这一边，只有大陆最东边的一个角被划在了葡萄牙的名下。于是，如今南美大陆的大部分国家都说西班牙语，而那个角所在的国家－巴西则说葡萄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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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探险史其实就是一部科技发展史。除了航海技术的进步之外，定位技术的发展几乎同等重要。最早解决的定位问题是方向的测量，中国在这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指南针与其说是发明，不如说是发现。只要发现了磁石的指南功能，剩下的就是如何让磁石自由转动了。古代的中国人想出的办法是让磁石浮在水面，而不需要水的“旱罗盘”则是外国人发明的。
但是，指南针并不是不可替代的。北半球的人都知道利用北极星辨别方向，太阳的位置也能帮助人们找到北方。相比之下，纬度的测量则需要一点技术含量，但也不是天大的难题，只需要一台能够测量星体高度的象限仪就可以了。把象限仪水平放置，一端对准北极星，读出它和水平面的夹角，就是纬度。
稍微有点经验的海员还能够利用太阳的高度测出纬度，只不过需要测量员用一只眼睛直视太阳。据说，那时的远洋船上每20个老船长就会有19个因为常年对着太阳看而变成独眼龙！不过，如果牺牲一只眼睛能够换来全船人的平安，倒也值了。
无论是用指南针指南，还是测量天体高度，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地平线，于是人们发明了“常平架”（Gimbal）。类似的装置中国人也曾经发明过，但却用来制作“卧褥香炉”，无论太太们怎么转动这个镂花铁球，里面的熏香始终直立不倒，香灰也就不会倒出来弄脏被褥。
有了常平架，纬度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容易测量的参数，因为纬度是由自然法则确定的，赤道就是零纬度，两极则是90度，无论哪里都一样。经度就不同了，地球一直在转，没有任何天然的办法确定零经度的位置，只能人为规定。同样，也没有任何天体能够用来直观地显示经度的差异。
于是，古代的航海只能沿着海岸线走，否则等待船员的就是死亡。当初郑和下西洋就是如此，所以他最远只能到达非洲，不可能发现隔海相望的美洲大陆。不仅是郑和，世界上所有那些往来于欧亚非之间的商船都必须沿着固定的航道行驶，依靠汪洋中的海岛确定自己的位置，这就给了海盗以可乘之机，他们只要守在航线上，自然就会有商船送上门来。
渴望测量经度的不仅仅是海员，制图师们更是离不开经度。事实上，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的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是最早利用经纬度绘制地图的人。可是，由于无法准确测量经度，他只能凭借对距离的估计，大致标出某地的相对位置。托勒密的方法一直延续了0多年，但此法显然不够严密，所以那时的地图大都不准，夸大了陆地的面积，低估了海洋的范围。
难道经度就无法测量吗？窍门其实是有的，那就是时间。地球每24小时自转一周，也就是60度。于是，每个小时就相当于经度的15度。只要知道两地的时间差异，就可以知道两者之间的经度差了。举例来说，如果知道某地的正午12点正好是伦敦的上午10点，那么就说明此地在伦敦东边0度的地方。
于是，经度的问题就转换成一个等价的问题：如何测量两地的时间差。
年，荷兰数学家伽玛·弗里西斯（GemmaFrisius）提出用钟表来测量时间差。按照他的设想，可以做作一台钟表，始终保持某地（比如伦敦）的时间，然后带着它来到新的地点，利用太阳高度测量当地时间，再和伦敦钟表做对比，就能知道此地和伦敦的经度差。
这个设想看似简单，但在弗里西斯的时代，钟表的制作工艺非常原始，每天快慢几分钟是家常便饭，这样的精度根本无法胜任测量经度的工作。
既然人工制造的机械装置无法准确计时，人们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天空。事实上，人类早期对天文的兴趣绝大部分来自计时的需要，因为人们发现，只有天体的移动是完全守时的，太阳月亮和星星们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天钟”，替人类预报时间。
年，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尼斯·沃纳（JohannWerner）提出利用月亮的移动来测量经度。他通过观测发现，月亮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每时每刻都在改变，大约每小时移动一个月亮直径的距离。他假定地球上观察到的月亮行为都是一样的，只要在两地分别观测月亮，准确记下它移动到某个位置的时间，就能算出两地的经度差。
但是，这个“月距法”也有自己的问题，那就是缺乏准确而又完整的星表。再加上月亮的移动规律仍然无法预测，因此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就这样，两个几乎同时被提出来的方法开始了一场争夺经度的战争。这场战争过程曲折离奇，战况惊心动魄，不亚于任何一个优秀小说家编出来的惊险故事。这个故事背后折射出来的关于人类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更是值得后人玩味。
04
在叙述这场战争之前，先来看看在此之前进行的几次小战役。
制作地图的人都知道，为了测量某地的经度，他只需要等到一个共同的天文事件，然后让各地的天文学家在这个事件发生时准确记下当地时间就可以了。这个天文事件可以是月亮和某个星星相遇的时刻，也可以是月食。事实上，很早就有人利用发生月食的机会，测量出了不少大城市的准确经度。
但是，这个方法一来不能经常使用，二来不适用于远距离测量，因为月食覆盖的范围并不大。天文学家需要找到一个天文事件，发生的频率足够大，距离地球也足够远，对于地球上所有的观察者来说都是同时发生的。
年，著名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Galileo）通过自制的望远镜，找到了这样一个天文事件。他发现，木星有4颗卫星，它们以极快的速度绕着木星公转，转速和轨道都极有规律。伽利略潜心观察了6年，确定无误后把结果写成一个奏折，上交给了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
为什么要给西班牙呢？因为伽利略想拿到一笔奖金！原来，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壮举在欧洲引发了一股航海热，可随之而来的却是灾难，大批船只因为测不出自己的准确位置而迷失大海。航海大国西班牙的损失尤其惨重。年，菲利普三世颁布诏书，宣布设立经度奖金，任何人只要找出海上测量经度方法，就可以获得杜卡托（Ducat，西班牙货币）的奖励。可是，这份诏书一经颁布，立刻招来不少自认为聪明的家伙，西班牙政府不得不面对一大堆不切实际的设想，评审官们很快就厌倦了，伽利略的想法连带着遭了殃，被西班牙政府打入冷宫。
好在不仅是西班牙对解决经度问题感兴趣，包括葡萄牙和意大利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都出台了各自的奖励措施。伽利略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他继续观察木星，不断修改自己的数据，并于年把这个方法提交给了荷兰政府。因为一些意外的原因，荷兰政府直到年才决定派国内顶尖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Huygens）前往意大利和伽利略讨论此法的可行性。可是，还没等两人会面，伽利略就去世了，这个方法被搁置了起来。
伽利略并没有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观察木星上。他兴趣广泛，在多个领域都有高深的造诣。他曾经第一次提出了用摆锤测量时间的原理，据说这个想法源自他年轻时的一次神秘经历。他发现从教堂屋顶上垂下来的油灯被风吹得摇摇晃晃，他用自己的脉搏测量了摆动一次所需的时间，发现这个时间不但非常恒定，而且与灯绳的长度有关。他非常想利用摆锤的这一特性制作一台摆钟，但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有趣的是，这个想法最终被那个荷兰科学家惠更斯解决了。惠更斯一直坚称自己没有接触过伽利略的设想，制作摆钟的想法完全是自己独立地想出来的。年，他制作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摆钟，并于2年后出版了一本描述摆钟原理的专著－《时钟》（Horologium）。惠更斯发明摆钟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准确地描述天体的行为，而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同样是为了解决经度问题。事实上，他曾经专门为航海而制作了两台航海钟（MarineTimekeeper），并曾经出海进行过检验。可是，钟摆只能在平静的海面上使用，一旦出现风浪，摆钟就不准了。为此惠更斯发明了螺旋平衡弹簧，代替钟摆，并申请了法国专利。
可是，在惠更斯打算申请英国专利的时候，遇到了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Hooke）的挑战。这个胡克可是大名鼎鼎，他是个科学多面手，曾经用显微镜观察生物，发明了细胞（Cell）这个词。另外，他在光学、引力理论、地震学、蒸气机制造和弹簧原理等领域取得过很大的成绩。事实上，正是在发明平衡弹簧的过程中，胡克提出了著名的“弹簧原理”，即“弹簧产生的弹力和拉长的长度成正比”。胡克指责惠更斯偷窃了他的弹簧式钟表设计，两人为此数次大动干戈，最后谁也拿不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对方剽窃，这个螺旋平衡弹簧的专利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两人都试图利用这个弹簧，制造一种能够在海上使用的摆钟，但做出来的样品钟准确度仍然太低，海员们不可能依靠它来确定经度。天文学家们非常乐于看到这一点，他们想，既然胡克和惠更斯这两位科学界公认的领袖人物都不能做出完美的航海钟，那么解决经度问题就只能依靠上天赐予人类的“天钟”了。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利用时间来测量经度之外，还有一种方法曾经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支持，这就是“磁偏法”。
原来，哥伦布在那次发现美洲之旅时发现，指南针和北极星所指的北方有微小的差异，后来有人正确地解释了这一偏差，这是因为磁极和真正的北极（自转轴）并不重合造成的。不少科学家知道这件事后都很激动，他们相信这个差异就是测量经度的钥匙，只要找出磁偏角和经度之间的对应关系就行了。为此欧洲有一大批科学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可最终发现这个差异实在是太小了，无法用来准确测量经度。于是这个设想最终只能被放弃了。
在科学发展史上，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个科学理论，无论看起来多么合理，在没有最终获得证明之前，都有可能被无情地抛弃。科学就是这样铁面无私，在事实面前毫无怜悯之心。但是，科学是由科学家来研究的，一旦加入了人的因素，科学就有了私心，不那么纯粹了。
05
惠更斯发明摆钟的年，正是欧洲科技高速发展的时期。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等领域都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可惜的是，他们散布在欧洲各国，平时很少交往，惠更斯和胡克关于螺旋平衡弹簧专利的争执就是这种隔离的后果。
渐渐地，科学家们意识到这种隔离必须被打破，科学家们必须学会合作，因为他们正处在知识飞速增长的时期，光靠一个孤独天才的个人奋斗是不够的。尤其是这个经度问题，实在是太复杂了，光靠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的力量根本解决不了。
法国最先担当起了带头人的角色。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知道，要想征服世界，必须先了解世界，而科学是了解世界的最佳途径。年，当时年仅28岁的路易国王授权法国总理科尔波特，成立了“皇家科学院”。科尔波特本人就是一个业余科学家，他充分利用了国王给予他的权力，花重金把一大批欧洲顶尖科学家招到法国，在皇家科学院任职。惠更斯就是第一批被招来的外国科学家，可惜他不喜欢法国，在服务了15年后还是回到了荷兰。
在所有科学领域中，路易国王最感兴趣的就是经度的测量。年，在科尔波特的亲自主持下，法国政府花重金购置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天文望远镜，并在巴黎近郊建造了巴黎天文台。法国人打算在这里彻底解决经度问题，然后名正言顺地把巴黎天文台所在地定为本初子午线。
在年到年这三年里，巴黎天文台组织人马对月亮进行了细致的观察，结果他们认为月亮的运行轨迹太复杂，无法准确地预测，因此月距法很难被用来测量经度。法国皇家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得知这一结论后，统一了认识，决定推广伽利略提出的“木星卫星法”。这个方法的成功归功与一个名叫乔万尼·多曼尼克·卡西尼（GiovanniDomenicoCassini）意大利人，此人是个少年天才，25岁时就被任命为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天文学首席教授。他也对木星的卫星运动很感兴趣，并经过16年的观察，于年出版了一本手册，详细记录了这4颗卫星的运动轨迹和星蚀时间表，这是当时出版的最精确的木星卫星星表，有了这张表，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完全可以通过观测卫星的出没，测出所在地的准确经度。
年，科尔波特邀请卡西尼来法国担任巴黎天文台台长。在卡西尼的主持下，欧洲所有的天文学家都参与了法国主持的测量欧洲计划，最终画出了一份相当准确的新版欧洲地图。据说当路易十四看到新地图后抱怨说，他丢在天文学家手里的土地比丢在敌人手里的还多。
抱怨归抱怨，路易十四仍然出资支持巴黎天文台派遣好几支“天文观测小分队”，带着望远镜乘坐远洋帆船驶向世界各地，通过观测木星的卫星，测出准确的经度。这个庞大的计划也得到了欧洲其它各国的响应，并纷纷派出自己的“小分队”。就这样，一张新的世界地图被画了出来，人类终于第一次准确地知道了家的样子。
有趣的是，天文学家们在为地球造像的同时却无意间解决了好几个基本的科学问题。在此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地球是一个标准的圆球，但是很多被派往世界各地的观测小分队都抱怨说，他们的摆钟怎么也调不准。根据惠更斯提出的钟摆原理，在重力恒定的情况下，钟摆的摆动时间只和钟摆长度有关系。可是无论科学家们如何校正钟摆长度，在地球的某些地方测出来的摆动时间都不对。牛顿根据这些数据，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地球不是标准的圆球体。当然，这个假说现在已经被征实了，地球确实是个扁圆型的球体，赤道的半径最大，而且北半球比南半球要小一些。
再举一个例子。丹麦天文学家奥勒·雷默（OleRoemer）在巴黎天文台工作期间，发现当地球运行到距离木星最近的轨道时，木星卫星现身的时间总要早那么几分钟，他正确地把这一现象解释为光是有速度的。年，雷默首次利用木星卫星的“星蚀”，测出了光速（他测出的光速比实际速度稍慢）。
就这样，人类对经度的探索引发了一场真正的科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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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发明的木星卫星法虽然解决了地图绘制的问题，但却不能帮助海员们发现自己的位置，因为木星实在是太远了，在陆地上观测都很困难，观测者的心跳都会使卫星跑出望远镜的视野，更别说在海上了。
就在欧洲大陆的科学家们忙着观测木星卫星的时候，一个法国贵族悄悄来到了英国。他不太了解法国天文台所做的观察，因此他坚持认为依靠月亮的轨迹来计时更加准确，毕竟月亮很大，观测起来要容易得多。这位法国贵族的一个女性朋友当时是英王查理二世的情妇，她向这位国王解释了“月距法”，国王对此很感兴趣。英国拥有当时欧洲最大的商船队，查理二世当然明白经度测量的意思所在。听了情妇的解释后，他迅速召集英国的一批顶尖科学家前来开会，请他们对“月距法”做出评价。这其中有个年仅27岁的天文学家，名叫约翰·弗拉姆斯蒂德（JohnFlamsteed）。他指出，这个方法从原理上来讲确实可行，但首先必须画出一张准确的星表，搞清所有的星星每时每刻所在的位置，然后再搞清月亮每一天的运行轨迹，只有先完成这两件工作，才有可能运用这个方法进行海上定位。
年，查理二世采纳了弗拉姆斯蒂德的建议，从国库里拨出英镑，在伦敦郊外的格林尼治村（GreenwichVillage）的一个小山包上建成了一座天文台，弗拉姆斯蒂德被任命为这个皇家天文台的第一任台长，还被封了一个“皇家天文学家”的头衔。查理二世许诺给他的年工资是英镑，这在当时可算是高薪了。不过，他每年要上缴10英镑的税，还要从这笔钱里支付助手和仪器的费用，所以经济上并不算很宽裕。虽然如此，弗拉姆斯蒂德仍然找到当时英国最好的制表匠，号称“英国钟表业之父”的托马斯·汤姆皮恩（ThomasTompion），从他那里定做了两台摆钟，钟摆长达4米，每天的误差小于2秒，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准的钟表。
天文观测是一项枯燥的工作，好在弗拉姆斯蒂德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他本人不算聪明，他的长处就是他的毅力，这是天文学家必不可少的一项品质。自从担任了天文台台长之后，他把家安在了这里。他平时基本上不下山，坚持每天观察，从不间断。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他直到46岁才娶了一位2岁的女士为妻，两人很恩爱，但没有生小孩。
具体来说，弗拉姆斯蒂德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天空中划定一条假想的零经度线，然后准确地记录每颗星星通过这条线的时间和所处的高度。只有积累了足够多的数据，才能准确地画出一张具有实用价值的星表。弗拉姆斯蒂德上任后不久，就通过这些数据得出了一个副产品：他证明地球的自转确实是匀速的（其实并不匀速，但其误差远小于当时仪器的测量极限），这为月距法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说起来，当时英国最有名的天文学家其实并不是生性固执死板的弗拉姆斯蒂德，而是性格活泼的埃德蒙德·哈雷（EdmondHalley），后者因为准确地预测了哈雷彗星的归期而名声大躁，而他本人的名字也因为这颗彗星而永远留在了历史书上。大概是因为性格相反的缘故，弗拉姆斯蒂德和哈雷是一对冤家，两人从来说不到一起去。弗拉姆斯蒂德死后，英国皇家科学院任命哈雷为第二任皇家天文台台长，弗拉姆斯蒂德的妻子知道这个任命后，立即变卖了天文台里所有的家具，甚至把望远镜和摆钟都卖了。这些仪器都是弗拉姆斯蒂德自己掏钱买的，他妻子绝对不想让哈雷占有丈夫的心血。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本来应该用来收集数据的仪器，甚至连弗拉姆斯蒂德花费了多年时间积累起来的一部分原始数据都丢失了。
弗拉姆斯蒂德在世的时候，哈雷就一直想得到他的数据。这倒不光是为了他自己，而是受牛顿的嘱托。当时牛顿是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长，在英国科学界有很高的威望。他提出万有引力定律后，一直在寻找证据，而月亮的移动轨迹就是最有力的证据之一。牛顿知道弗拉姆斯蒂德的观测结果能够证明自己的理论，因此千方百计想得到这批数据。可是，古板的弗拉姆斯蒂德却以观测未完成，数据不够准确为由，拒绝了牛顿的建议。无奈的牛顿只好找哈雷帮忙，哈雷借工作之便，从格林威治天文台偷了一部分数据出来交给了牛顿。牛顿如获至宝，立即将这批数据印成盗版书出版了。
可想而知，弗拉姆斯蒂德大发雷霆。他想办法买到了本已印行的书中的00本，然后把它们付之一炬。他给自己的助手写信说：“如果牛顿爵士明白事理的话，他一定会同意，我这样做是帮了他和哈雷博士一个大忙。”
这件事发生在年。两年之后，弗拉姆斯蒂德去世。又过了11年之后，他的遗孀和助手这才终于整理完所有的数据，出版了《不列颠星表》（HistoriaCoelestisBritannica）。这本书记录了个星星的位置，准确到10秒弧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准确的星表。
这本星表是月距法的一个重要的支柱。另一根支柱是预测月球的运动轨迹，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弗拉姆斯蒂德本人，延误了这根支柱的解决时间。
原因就是那次著名的“烧书事件”。后人大都十分赞同弗拉姆斯蒂德的做法，把他烧书的行为看作是一个不向强权妥协的典范。可是，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当时牛顿正在试图通过万有引力公式计算出月球的轨道，可是，这个计算非常复杂，因为他必须同时考虑地球、月亮和太阳之间的引力作用。据说牛顿每次一想起这个问题就会头痛，必须想点别的，否则就睡不着觉。
弗拉姆斯蒂德手里掌握着月球的观测数据，这对牛顿的计算非常有帮助，所以牛顿急着想要得到结果，以便自己能尽快找出计算月球轨道的窍门。可是弗拉姆斯蒂德是个非常极端的完美主义者，他一定坚持要把所有星星的数据都做在一本完美的书里。结果，由于得不到弗拉姆斯蒂德数据的支持，牛顿被迫放弃了这项研究，否则的话他很可能早就计算出了月球的运动轨迹，月距法也就很可能早就被应用到航海中了。
现代科学的进步不能光靠孤军奋战，需要科学家之间进行广泛的合作。弗拉姆斯蒂德在性格上的某些缺欠防止了他和别人合作，这其实应该算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正是因为月距法阵营的自乱阵脚，才给了钟表法一个奋起直追的机会。经度之战终于正式打响了。
07
00年前，也就是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克劳迪斯里肖维尔爵士（SirClowdisleyShovell）率领一支英国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可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遇到了大雾，有12天见不到太阳。船员们只能通过对航速的估算，判断自己的位置。
10月22日晚，肖维尔爵士惊恐地发现，船队驶进了锡利群岛中间，触礁在所难免。肖维尔肯定后悔极了，就在那天白天，他刚刚下令处死了一名水手，此人竟然向他报告说，领航员测出的经度是错的，舰队正在驶向死亡。英国海军严禁下属越级报告船只位置，这位水手冒着掉脑袋的危险说出了自己的担心。为了严肃军纪，肖维尔爵士以“叛乱罪”把此人绞死在甲板上。
可是，当天晚上大雾迷漫，肖维尔爵士后悔都来不及了。旗舰“联合”号首先撞上暗礁，并迅速沉没。另外艘军舰也先后步其后尘。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整个舰队的5艘战船沉没了4艘，多名水手被淹死。只有两人奋力游到了岸上，其中一人就是肖维尔爵士本人。可是，就在他精疲力竭地躺在沙滩上休息时，一个贪婪的妇女发现了他。为了得到他手指上的那枚绿宝石戒指，她残忍地杀死了肖维尔爵士。0年后，这位妇女临终前向牧师坦白了自己犯下的罪恶，并拿出那枚戒指做为证据。
其实，类似的海上悲剧早已发生过多起。17世纪末期，每年都有将近00艘商船往返于不列颠群岛和西印度群岛之间，与中北美洲进行贸易。每艘船上的货物都价值连城，因此经常受到海盗的袭击。由于测不准经度，远洋船经常在海上迷失方向，浪费很多时间。当时还不知道维生素的作用，海员们由于缺乏维生素C，很容易得坏血病。他们的血管壁非常脆弱，经常造成内出血，人浮肿得厉害，痛苦不堪。一旦脑血管破裂，就要把命搭上。
锡利群岛发生的悲剧由于距离英国本土近，死亡人数多，在英国国内引起了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