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学者:
王一方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
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心研究员
著有《医学人文十五讲》《人的医学》
《医学是科学吗》《中国人的病与药》等
我们瞄准技术的时候，却闭上了“人文”这只眼睛
解放周末：今年，一本描述衰老和死亡、颇为沉重的书——《最好的告别》，意外地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作为这本书中文版的主编，您的感受和评价是什么？
王一方：《最好的告别》是一本会讲故事，入情入理的医学读物。它的作者、美国医生阿图·葛文德讲述了生动的疾苦与救疗的故事，还采用了平实的表达方式，所以非常吸引人。
解放周末：当美国医生写出《最好的告别》时，中国医生是否也能写出优秀的叙事医学作品？
王一方：其实，阿图不光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还是社会活动家。他很有社会责任感，擅长“两支笔”写作，不仅能写专业论文，还在纽约客上写专栏，经常向大众做医学方面的科普。美国医改的时候，他也参与了调查、讨论并给出建议。
而在中国，这样的医生不多。中国医生掌握的医疗技术并不落后，但在人文情怀、“两支笔”写作等方面还是有一定差距。
解放周末：原因何在？
王一方：这和我们的医学教育有关。
中国的医学教育是从高中进入大学后开始分化的，而国外的医学教育从大学毕业才分化。阿图最早在斯坦福读的是人文学科，所以他的知识结构是多元的。很多美国医生原来是学经济学的、学自然科学的、学文学的，在经过基础学习之后，才进入医学职业化教育阶段。但我们把医学职业教育战线拉得很长而且很单一，同时把医学教育定位成技术教育。技术教育以培养技能为目的，所以容易陷入技术化甚至功利化的泥沼。
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我们的医学教育。一是因为医学技术的容量太大，科技发展飞速，一下子冒出很多声光电磁、通信技术、虚拟技术，甚至航天技术，要求医学生必须在短期内迅速掌握；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社会大环境只最好的白癜风专科医院北京治疗白癜风那个医院比较好